金融监管面临多重挑战
郭树清从宏观审慎管理、微观审慎监管、保护消费者权益、打击金融犯罪、维护市场稳定等角度对现代金融监管的基本内涵进行了归纳。
郭树清认为，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明显增多，金融风险诱因和形态更加复杂。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
世界经济复苏分化加剧，增长动力不足。在文章中，郭树清表示，高通胀正在成为全球经济的最大挑战，主要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激进收紧货币政策，很可能引发欧美广泛的经济衰退，叠加疫情反复、大国博弈、地缘政治冲突和能源粮食危机等，将持续影响全球贸易投资和国际金融市场稳定。除此之外，西方国家经济由产业资本主导转变为金融资本主导，近些年来正在向科技资本和数据资本主导转变，带来的震荡非常广泛，影响十分久远。
我国正处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关键时期。郭树清表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抵御风险提供了坚实依托，转型调整也带来结构性市场出清。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持续推进，需求结构和生产函数发生重大变化，金融与实体经济适配性不足、资金循环不畅和供求脱节等现象相互影响，有时甚至会反复强化。
现代科技的广泛应用使金融业态、风险形态、传导路径和安全边界发生重大变化。郭树清在文章中指出，互联网平台开办金融业务带来特殊挑战，一些平台企业占有数据、知识、技术等要素优势，并与资本紧密结合。他表示，“如何保证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同时防止无序扩张和野蛮生长，是我们面临的艰巨任务。数据安全、反垄断和金融基础设施稳健运行成为新的关注重点。监管科技手段与行业数字化水平的差距凸显。”
金融机构公司治理与高质量发展要求相比仍有差距。郭树清在文章中提到，一些银行、保险公司的管理团队远不能适应金融业快速发展、金融体系更加复杂和不断开放的趋势。他表示，“近年发生的金融风险事件充分表明，相当多的金融机构不同程度地存在党的领导逐级弱化、股权关系不透明、股东行为不审慎、关联交易不合规、战略规划不清晰、董事高管履职有效性不足和绩效考核不科学等问题。解决这些治理方面的沉疴痼疾仍须付出艰苦努力。”
疫情反复冲击下，金融风险形势复杂严峻，新老问题交织叠加。郭树清表示，信用违约事件时有发生，影子银行存量规模依然不小，部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尚未缓解，一些大型企业特别是头部房企债务风险突出，涉众型金融犯罪多发，地方金融组织风控能力薄弱。这些都迫切需要健全事前事中事后监管机制安排，实现监管全链条全领域全覆盖。
专业化处置机构和常态化风险处置机制不健全。文章中，郭树清提到，市场化处置工具不完善，实践中“一事一议”的处置规性不足。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存款保险基金、保险保障基金、信托业保障基金和投资者保护基金等行业保障基金的损失吸收和分担缺乏清晰的法律规定。金融机构及其股东、实控人或最终受益人的风险处置主体责任需要强化，金融管理部门风险处置责任需进一步明确，地方党委政府属地风险处置责任落实的积极性还需进一步提升。
此外，金融生态、法制环境和信用体系建设任重道远。郭树清在文章中指出，金融监管资源总体仍然紧张，高素质监管人才较为缺乏，基层监管力量十分薄弱。金融治理的一些关键环节，法律授权不足。
加快出台金融稳定法
郭树清认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金融监管改革任务非常艰巨。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守以人民为中心根本立场，不断提升金融监管的能力和水平。
因此，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的重点举措方面，郭树清在文章中从强化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健全“风险为本”的审慎监管框架、加强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营造严厉打击金融犯罪的法治环境、营造严厉打击金融犯罪的法治环境、切实维护好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完善金融安全网和风险处置长效机制、加快金融监管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等八个方面展开论述。
第一，在强化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方面。第二，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第三，健全“风险为本”的审慎监管框架方面。第四，在加强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方面。第五，在营造严厉打击金融犯罪的法治环境方面。第六，切实维护好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方面。第七，完善金融安全网和风险处置长效机制方面。第八，在加快金融监管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方面。
对于健全“风险为本”的审慎监管框架方面，郭树清在文章中提到，要有效抑制金融机构盲目扩张，推动法人机构业务牌照分类分级管理。
而对于切实维护好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方面，郭树清在文章中提到，要加快出台金融稳定法，明确金融风险处置的触发标准、程序机制、资金来源和法律责任。
最后，郭树清在文章中表示，金融管理工作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人民性，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自觉践行“两个维护”，以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态度，埋头苦干，守正创新，坚定不移地推进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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